文/江苏省佛教协会常务副会长 隆相法师

寂然法师，1893年出生于江苏东台县栟茶镇（现如东县栟茶镇），弱冠之年聘妻未娶，在寿圣寺出家，拜振禅和尚为师，法名心湛。1909年受具足戒于镇江宝华山隆昌寺，禅定于镇江江天禅寺（金山寺）大彻堂。

1921年，为了照顾自己的剃度师振禅和尚，寂然法师来到刚刚恢复、生活还很艰苦的栖霞古寺，在寺院任知客师，负责寺院对外事务。

佛教倡导“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其中就包含报祖国恩。从1919年宗仰上人中兴以来，栖霞古寺一直始终秉承着爱国爱教的优良传统。

寂然法师1921年来到栖霞古寺，除了照顾振禅和尚外，还曾悉心照料过宗仰上人。尽管这段史料文字没有介绍宗仰上人的经历对寂然法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但上人一生爱国爱教的传奇经历，或许在那时就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当时只有28岁的寂然法师。

1928年，寂然法师担任寺院监院，主持寺内外一切事务。

栖霞古寺旧照

佛经中，除了说“空”外，还常说到“苦”。《法华经》上讲：“三界无安，犹如火宅，众苦充满，甚可怖畏。”这个众苦就表示有很多的苦，包括八苦：生、老、病、死、怨憎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炽盛。

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很多难民涌入栖霞寺，其中就包括未能及时逃脱的廖耀湘等军人。当寂然法师看到从南京城逃难过来的同胞，尤其很多难民是老人和孩子的时候，在大本、志开二位法师的协助下，打开了寺院大门，将他们收留下来，并在栖霞寺成立了佛教难民收容所。面对其他僧人的不同看法和担忧，寂然法师鼓励他们：“如今国难当头、众生有难，应当学习阿弥陀佛的四十八愿普度众生，应当学习观音菩萨的慈悲精神为我中华寻声救苦。”

言必行。寂然法师发愿学习观音菩萨救苦救难的精神，他是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1937年在栖霞寺千佛岩的难民

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纪耀发后来回忆：当时日军占领了南京，到处烧杀掳掠。他们一家那时就住在栖霞街，在无路可逃的情况下，父母和弟兄姐妹一家7口人一起跑到了栖霞寺避难。

“当时就觉得那儿是唯一安全的地方。一开始去栖霞寺避难的人还不多，但后来一传十十传百，大家都蜂拥上山寻求庇护。日本兵时不时地来寺里搜查，难民越来越多，寺里的生活也越来越困难！”

“面对这么多的难民，寂然法师没有一句怨言，一个个地将他们收留下来，而且把寺里所有的粮食都拿出来给难民吃。我记得，难民最多的时候，连千佛岩上的石窟、佛龛里也都住满了人，大家都是一人一个铺盖卷，最多时寺里足有2万多人。”[1]

为了保证难民最基本的生活供应，在寂然法师带领下，栖霞寺僧众节衣缩食，每日供应难民两餐。甚至为了救济难民还动用了寺院储备粮。由于人头太多，开销过大，寺里的财力逐渐坚持不下去了，到了1938年春天，只能勉强保证每日一顿稀粥。从1937年12月到次年３月，栖霞寺难民收容所共计收容难民达2.4万人。寺庙供应难民共用了100多万（市）斤粮食。面对即将要面临的粮荒，寂然法师号召僧人减少饮食，保证给难民供应一天两餐的稀粥，他还亲自采来草药给伤者疗伤。“修行之法，日食两餐，补给饥饿，救难民生命为第一修行大要。”寂然法师对寺院僧众说。

这段史实在20世纪60年代由朱洁轩编撰、香港鹿野苑出版的《栖霞山志》第二卷第六章第三节“明常上人事略”中记载：

师目睹哀鸿，怵然心伤，与寂然监院及其徒众等，在栖霞寺设难民所，广事收容，不期而至者三万余人。尽出寺储，以供备糗。不足，继之负逋。再不足，地方士绅孔广财、秦景韩、纪敦五、纪扬彰为之募继。敌酋恐滋事生变，促解散；师抗颜争，触怒顽敌。寺众惧祸及，谓师曰：“从井自陷，智者不为，况寺财已绌，曷不顺之？”师曰：“释氏方便之教，普度众生。吾人暮鼓晨钟，孜孜穷年，现正面临考验，今兽兵塞途，凶焰未戟。此数万无家可归妇孺，既入慈悲之门，安可为德不卒，推而出之，委诸沟壑乎？”众闻师言，义肝为壮。迄至南京秩序稍定，始陆续遣散，先后达四月有奇，耗米麦杂粮百万斤。师见义勇为，与夫临危不惧之大愿力，可窥一斑，非徒博善誉也。

今天，在栖霞古寺内有两块石碑，在题为《寂然上人碑》的石碑上真实描述了当时救助难民一事：“民国二十六年七月，卢沟桥事起，烽火弥漫，旋及沪京。载道流亡，惨不忍睹。上人（寂然法师）用大本、志开两法师之建议与相助，设佛教难民收容所于本寺。老弱妇孺，护救者二万三千余人，日供两餐，时逾四月……”

《寂然上人碑》为江苏省不可移动文物

除了粮荒问题，寂然法师及所有在栖霞寺躲避的难民，还面临的一个问题，那就是日军的不断骚扰、检查和屠杀。此事在当时的国际友人的日记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1938年3月8日上午至10日，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分会委员、金陵大学医院美籍外科医生罗伯特·威尔逊来到栖霞山，也见证了这段苦难历史。威尔逊在日记中记载：

“两个月前（1938年1月），在（栖霞山难民营）简陋的茅棚里，分娩的妇女，腿部受细菌感染而出现坏疽，膝盖以下部分已经全部变黑，膝盖上部也出现多处脓肿。”[2]

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管理财务的克里斯蒂安·克勒格尔，在1938年1月13日《南京受难的日日夜夜》的报告中，说他为了“急需寻找粮食”，越过封锁线，开车去了栖霞山，他说他看到的情况令他“感到震惊”：

“在一个小时的车程中，连一个人都没有看到，就连较大一些的村庄，也空无一人。房子被烧光了，人被打死了”。还活着的人，惊惶地躲到栖霞寺中去。而在栖霞寺，日军“任意拉出年轻小伙子枪毙，任意强奸少女。寺庙里的佛像，或被抢走或被破坏，就连和尚，他们也不放过，也要加以虐待”。

避难于栖霞寺的民众

（图源@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保护了25万同胞的国际友人拉贝在其日记中也提到栖霞山的情况。1938年2月14日，他在《国际委员会关心形势的内部报告》中说：

“在南京附近，有许多村庄被烧毁，遭受了严重的战争损害。它们也十分需要南京给予救济。例如我们收到了来自近于荒芜的地区要求救济的呼声，那是一个有2.4万人的栖霞山难民营……”在其日记中还记述：栖霞山“难民们在请愿书中请求得到怜悯及保护，免受日军士兵的侵扰。日军士兵在栖霞山的所作所为，同在南京一样恶劣”。

寂然法师的慈悲之心，不仅仅体现在栖霞寺难民收容所的同胞身上，还时刻关注寺院周边地区农民的生活情况。在《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中，寂然法师写道：

“1938年1月4日：一辆载着日本士兵的卡车驶来，他们掠走了9头牛，并勒令中国人为其宰杀，以便把牛肉运走。与此同时，他们放火焚烧了附近的房屋以消磨时光。”“我们的农民既无水牛又无稻种，怎能春耕播种呢？”[3]

这与罗伯特·威尔逊及1937年任国际红十字会南京委员会主席的约翰·马吉后来的记录不谋而合。

《楞严经四种决定清净明诲》开篇说：“佛告阿难，汝常闻我毗奈耶中，宣说修行三决定义。所谓摄心为戒，因戒生定，因定发慧，是则名为三无漏学。”这里的“发慧”也就是得智慧，佛教的智慧是深具慈悲情怀的大智慧。

从1937年12月到次年3月，面对惨无人道的日军，寂然法师为了保护难民，经常要与日军斗智斗勇。

今天，在栖霞古寺还流传这样一个故事。民国时期，有个日本商人游栖霞山千佛岩时，带走一个佛头并供奉在日本的家中。后来关东大地震，当地家家遭难，只有这位商人没有丝毫损失。半夜，梦见佛头告诉他：“我救苦救难，使你逢凶化吉，可你害得我身首分离。我头在这里，身在中国，你快将我送回栖霞山吧。”日本商人点香燃烛供奉以后，用一块红绸布包好佛头，就亲自送到南京。栖霞寺的僧人夹道迎接，立即将佛头安在佛身上。日本商人跪拜磕头后，雇人刻了一块石碑，将这一故事刻在碑上，碑名叫做《佛头记》。1937年，当一部分日军冲到栖霞寺，寂然法师给日军将领讲述了这段故事，才使得躲在寺内的数百名中国士兵和难民幸免于难。

另一方面，寂然法师还团结各方国际友人。罗伯特·威尔逊在记载中写道：

“栖霞山是一个小地方，位于南京东部大概30英里的沪宁线上……小镇附近有一个很大的寺庙。”

“当我们参观寺庙时，我见到我以前的两个病人，因为最近刚给他们做过手术，还认得他们。寺庙的住持（当时栖霞寺住持若舜不在寺中，留守寺院的是监院寂然。笔者注）非常友善和蔼，用食物招待了我们，并带着我参观他全部的地方。我们也向他提供医疗咨询，因为他手下有很多人正在生病。”

廖耀湘

虽然威尔逊是基督徒，但是寂然法师与他仍一见如故，法师还将“寺庙开始还收留了不少士兵”的事及“已经悄悄地转移出了几千人”的事透露给威尔逊。[4]

正是因为与国际友人之间的合作，使得廖耀湘等安全逃出南京。在廖耀湘躲进栖霞寺期间，寂然法师把他藏到了藏经楼里，每天亲自给他送饭，为了保证其安全顺利离开寺院，离开南京，寂然法师想方设法与当时南京安全区的外国人取得联系，最终联系上当时江南水泥厂难民营的辛德贝格与京特，偷偷将廖耀湘用小船送到了江北。

面对敌人的残暴，寂然法师记录下了日军在栖霞寺内所犯的种种丧尽天良的罪行，他将这份有20位知名人士代表难民签署的信件，转交时任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主席的拉贝先生的手中，这封《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的信件，成为揭露日军在南京所犯罪行的铁证，收入《拉贝日记》。

由于积劳成疾，1939年10月12日，寂然法师溘然病逝，年仅46岁。

在栖霞山上，后人为其树立一座塑像，塑像下有一段文字：“法师一生，爱国爱教，济世救民，于艰苦极深之际毫无退缩，铁肩负厄处之怡然，实为佛门楷模。为缅怀先辈懿德，抗战胜利重逢甲子之期，栖霞寺敬造法师铜像，望先师觉灵不泯，笑看盛世风华，默佑苍生；亦告我同胞，勿忘国耻，励精图治，振兴中华。”

寂然法师像

勿忘国耻，励精图治，振兴中华，这是寂然法师一生的夙愿。今天，在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里，在栖霞古寺爱国爱教展览室里，有关寂然法师和栖霞寺收容所的图文资料都在告诉我们，要真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继承先辈们的爱国爱教传统，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五个认同，坚持佛教中国化方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实现美好和平生活的向往而奋斗。原中国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指出：“在现今的历史条件下，就是爱社会主义新中国，就是要为着把我国建设成为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这就是我们对寂然法师最好的纪念和告慰。

参考文献：

[1]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8年前的栖霞寺，一位法师做了这件事被世人铭记》

[2]戴袁支：《威尔逊视角下的劫后南京栖霞山——兼论辛德贝格与“威尔逊栖霞山之行”》，《日本侵华南京大屠杀研究》，2018年第2期。

[3]寂然法师：《以人类的名义致所有与此有关的人》，《如东日报》，2017年5月7日，第3版。

[4]《威尔逊致家人书信》（１９３８年３月６日），张慧卿编译：《鼓楼医院书信：后大屠杀时期的南京》，《民国档案》２０１７年第３期。